《国际循环》：我们知道您这项技术是去德国学习的，请问您在德国TAVI采用的是哪种瓣膜？

　　葛均波院士：在德国这两种瓣膜系统均有用于临床，但CoreValve更多一些，因为当时Siegburg Helios研究中心的E.Grube教授参与了CoreValve瓣膜的研制，所以在德国CoreValve应用会更多一些。

　　《国际循环》：目前国内除了中山医院以外，还有阜外医院、解放军总医院及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相继成功开展了TAVI手术。请问目前国内的TAVI进展情况如何？

　　葛均波院士：TAVI在全球范围内正处于一个爆发性增长期，表现为手术例数及相关研究文献的剧增，而我国TAVI发展相对落后。目前国内TAVI遇到了一个瓶颈，做TAVI首先要经过卫生行政部门的批准，拿到伦理批准后才允许做；其次目前国内的瓣膜都是免费提供给患者的，但免费须有一个资金支持。在国外有很多基金会，患者可以请他们支持，我国这个相对较少。目前我们主要是用科研经费来做观察性的研究，不能收取患者的费用，而且这个器械目前比较贵，因此开展很不容易，包括我这里也没有更多的资金去购买瓣膜给患者使用。如果TAVI进入医保，开展起来就方便很多。

　　《国际循环》：基于目前这种状况，您作为中科院院士，请问您会为TAVI在国内的发展做些什么工作？

　　葛均波院士：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老是跟在别人后面？我国有很多新的器械、新的方法无法尝试。作为一位科学家应站在学科发展的角度，我觉得我们国家应该严格控制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，当然这需要专家论证。国家应该提倡和支持那些会带来益处的探索性研究，否则我们只会与国外越来越远。

　　国家一直在提倡创新，但现有的体制却对创新有所制约。像这次“毒胶囊”事件，就是因为没有质量控制和监管的直接后果；另一方面不支持创新事物，却支持低层次重复、无技术含量但赚钱的项目。两会时有媒体炒作“一元钱药”，我就站出来反对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，它不符合科学规律。从原料，到制药、加工成形、包装、分销、零售，最后到患者手里，这些都是要大量成本投入。如果只需一块钱，即使是假药也不可能这么便宜。大家都说“看病难，看病贵”，我承认这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，但是不应该以降低药品质量，牺牲患者安全为代价来制造便宜的药，“毒胶囊”只是一个表象。患者吃了这么多年，如果没有曝光会不会一直存在下去呢？

　　作为科学家，我会呼吁，会做出自己更多的努力，拿出更好的结果，去影响政府部门支持自主创新，支持新技术的开展。任何事物都有开始，在早期不熟悉的时候，因为学习曲线，可能会有很大风险。但医学是经验科学，不能因为风险大就放弃，放弃就永远做不了，患者就得不到相应的治疗以及由此带来的获益。所以我们要呼吁政府，呼吁有关行政部门应该支持新的技术，支持创新。

　　《国际循环》：去年12月14日《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》在线发表了加拿大Amat-Santos博士的一项前瞻性研究，138例接受TAVI且无房颤病史的患者中，约1/3术后发生新发房颤(NOAF)，而且多见于经心尖途径。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？

　　葛均波院士：这项研究我仔细读过，首先它的样本量太少，很难得出一个可信的结论。而且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它的发生原因。很多年前我在做实习医生的时候，二尖瓣的闭式分离也是从心尖进入，好像没有出现房颤。看了这项研究原则上应该仔细观察，通过荟萃分析或前瞻性的对照研究看是否真的会给患者造成房颤。但是现在我还不能通过这138例病例得出一个结论，可能会有这么一个趋势。这个研究也告诉我们将来遇见同样的情况通过心尖可能不行，通过周围血管也许会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益处。

　　《国际循环》：东方心脏病学会议到今年已经是第六届了，请问今年有什么亮点？将会给参会的医生带来哪些收获？

　　葛均波院士：东方会自开办以来，坛主负责制度逐步完善，水平也在逐渐提高。今年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普及和介绍新技术新方法。比如高血压，以前认为血压越低越好，最近新的解读认为不同的高血压人群有不同的处理策略。其次是对心血管新型抗凝药的临床应用，在减少出血的同时又降低血栓栓塞性事件的发生。第三点是我们的预防工作做的不够。虽然床位越来越多，但患者如果不是急症，住院要等半年，症结出在哪里？我觉得是预防教育没做好，因此我们会将一部分精力放在预防和教育上。另外今年东方会和欧洲心脏病协会合作，有欧洲心脏病协会的专家讲一个session，将欧洲最先进的理念介绍过来。从学会的层面上有一个伙伴或者partner，这样对推动学科的发展，不仅仅是对区域性，对全国学科的发展都会有益处。

　　出自：QICC 2013

　　《国际循环》杂志